Peflect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Safety & Security Intelligence Talent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自人类正式步入风险社会，安全问题业已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正因如此，安全科学作为研究保障国家、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安全的新兴学科，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1]。安全科学具有综合交叉属性，与诸多学科联系紧密。例如，安全科学与情报学进行有机结合而孕育出安全情报概念，其中安全情报对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支撑作用[2]，且已成为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如国家安全情报[3]、公共安全情报[4]、信息安全情报[5]、应急情报[6,7]等。在国家以及社会组织的安全管理工作日渐发展的进程中，安全情报专业人才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相应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机制不可或缺[8]。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数据与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技术升级、思维变革以及数据驱动等变化给后者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9]，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安全情报影响着安全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而安全情报专业人才则是提高系统安全管理水平的必备条件[2]，因此旨在提供人才储备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机制则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许多学者主要从就业需求[10]、缄默知识[11]和学科发展[12]等视角对情报学人才培养进行一定探索，且具体面向竞争情报[13]、图书情报[14]、科技情报[15]等专业领域。在安全科学领域，安全管理主要涵盖常态(侧重事先预防)和非常态(侧重事后应急)两种不同形态[16]，故相应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旨在储备安全情报专业人才(引领+服务的综合型人才，下文将进行解释)，以适应各类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时需要。大数据时代，海量动态性数据的涌现使得安全管理工作逐渐趋向多样化、复杂化以及智能化，然而这是传统安全情报人才所无法胜任的。在大数据背景下，培养适应多元需求、契合工作要求以及知识能力卓越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更能满足各类安全管理工作的需要。本文针对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相关安全管理部门的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参考，以期为国家、社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输送高质量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从而有效提升大数据时代各类安全管理工作的效率。

在安全科学领域，安全管理历来都是热门话题。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安全管理信息化已成为安全管理工作研究的重点，其旨在利用安全信息来实现科学安全管理，进而有效提升安全管理效率[17]。在安全管理信息化基础上，研究发现安全情报缺失是安全管理失效的根本原因，并由此提出安全情报的基本定义:安全情报是影响系统安全管理行为的安全信息(解决安全依据缺失问题)，是由安全信息在一定知识指导作用下转化而成的产物[2,18]。同时，在安全管理工作效率稳定提升的过程中，相应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承担着关键作用。所谓安全情报人才，是契合安全管理工作过程中的安全情报需求，通过搜集与系统安全管理相关的情报信息，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整理汇总和综合评价等研究，为安全管理人员提供可靠安全情报产品，帮助安全管理人员实现智能安全决策，进而有效提升系统安全水平的专业人才[8]。安全情报人才应该具有专业的安全情报素养[19]，即具有一定的安全情报意识、安全情报理论知识以及安全情报搜集、分析、利用等能力。安全情报人才主要包括以下两类[12]:一是面向安全情报采集、转化、处理、供给和利用的服务型人才，主要提供安全情报战略咨询与供给服务;二是充当“耳目尖兵参谋”的引领型人才，主要为安全管理决策提供支撑依据，使得安全管理过程变得可视、可知和可控，以实现智慧安全管理。

人才是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第一资源，因此相应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机制是安全情报培养机构(相关安全管理部门)在多元社会需求基础上(提供服务、支撑决策和促进发展等)，按照相应培养目标对安全情报人员进行相应的安全情报教育培训，旨在为国家和社会组织输送安全情报专业人才的过程[8]。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机制主要涵盖培养理念、培养目的、培养目标、培养环节、培养环境和培养考核6大基本要素，具体内涵后文将详细论述。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具有显著性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1)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具有区域性特点，其开展需要区域内政府行政部门(保障)、对应社会组织(需求)和培养机构(实施)的彼此协调，呈现“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2)解决人才就业问题:面对多元化且层次高的就业市场需求，可培养具有一定“胜任力”[20](涵盖知识、技术、素质、执行力等)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实现市场需求与人才供给的动态平衡，完善安全情报人才就业机制;3)提升系统安全水平: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直接目的是储备安全情报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可挖掘有效安全情报，为安全管理决策提供可靠依据[21]，有效保障系统安全。4)促进安全情报学学科发展:一门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丰富的学科理论体系，与其具体应用领域密不可分。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机制致力于培养安全情报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亦成为安全情报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将个人专业能力真正落实于安全情报工作之中，进而有效促进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发展。

随着大数据(Big Data)时代的悄然到来，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变革，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相应的发生巨大变化[22]。大数据时代，安全管理相关信息主要来源于海量数据资源，这些数据往往呈现动态化、高频变化和多样化等特点[23]，无疑给既有安全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冲击。在安全管理过程的各个阶段，如安全数据信息的采集、整理、存储、分析以及执行等环节，安全情报分析人员则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传统安全情报分析人员的能力素质已无法适应安全管理工作的新要求，因此培养既能适应大数据环境下安全情报信息分析工作，又能结合实际需要，快速挖掘安全情报以支撑安全管理决策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可有效满足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各类安全管理部门开展安全管理工作的迫切需要。

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承担着为国家、社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输送安全情报专业人才的重要作用，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着新的要求。大数据背景下，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可视化等技术的兴起以及高效率、相关性、整体性等思维方式的转变，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大数据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技术支撑和理念指导，后者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技术支撑方面，技术手段是契合大数据时代的新要求，即具备强大的安全情报搜集、分析和利用等能力，同时大数据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供经济支撑(宏观调控，协调各方的利益需求)和法律保障(权责透明，设立规章制度以保障培养过程的顺利实施)。在理念指导方面，确立价值创造为核心理念，以大数据为基本特征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必须受到高度重视;鼓励全员参与，人人都是大数据(开源)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充分调动全体参与者积极性;深化大数据理念，贯彻整个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过程。与此同时，从相关数据库中分类提取，整合形成安全大数据，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切实可行。

在面临新发展机遇的同时，大数据给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大数据时代，随着技术升级、网络普及、信息共享、资源丰富、理念革新以及制度完善等变化，给传统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带来极大挑战[7,9]。现对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进行比较(传统VS大数据时代)，如表1所示。通过对比可概括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主要如下:1)培养目标不再偏向辅助角色的服务型人才，而是面向服务+引领的综合性人才;2)网络的兴起加快安全情报信息共享进程，各方面协同创新发展但标准尚未统一;3)用户呈多元化趋势，需求多样且层次高，给既有安全情报专业教育带来一定冲击;4)安全情报工作趋向数据范式，面对海量数据，挖掘数据关联成为核心;5)大数据时代，安全大数据伦理问题(隐私)的涌现使得立法工作进入新征程，必须深入推进法律建设，规范制度以提供有效保障;6)信息共享造就良好就业形势，同时安全情报人员的能力要求更高;7)教育体系亟需改革创新，应从加强智库建设、倡导个性化教育、开创针对性模块化课程、多样化教学手段和人才质量综合评价等方面着手展开。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是极其必要的。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面临新的要求———一方面，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在大数据背景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即新的技术支撑、理念指导和发展方向，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面临着目标升级、统一标准、法律建设、能力提升、教育改革、适应环境、需求宽泛等诸多新的挑战(要求)，正不断驱动其进步与创新发展。

大数据时代，技术升级、思维变革、数据驱动等变化给传统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不断驱动后者进步与创新发展;同时随着安全管理工作趋向智能化(精准透明)、安全情报需求呈现多样化(前瞻性需求涌现)以及安全情报环境的复杂化(海量动态性数据)，给传统安全情报人才的能力素养造成巨大冲击。大数据时代，为适应安全管理工作的实际要求和多元社会需求，安全情报人才的能力素养亦需要不断提升。

安全情报人才的能力素养是专业的安全情报人员在适应安全管理活动需要时(安全决策)应具备的(有关安全情报分析)基本知识、技能、思维和文化修养等[19]。安全情报人才的能力素养总是处于动态变化状态(结合实际环境)，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呈现新的特点。因此，综合安全情报素养以及“胜任力”[20]的基本内涵，结合大数据背景，构建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素养理论体系，具体如图1所示。该体系系统梳理了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同时显示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的文化、知识、意识、技能和执行力等水平亟需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该体系清晰揭示了大数据背景下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What”，回答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安全情报人才，这是整个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机制的核心)，为后续构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该体系是在契合大数据时代安全管理部门的迫切需求基础上构建而成，可为大数据时代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树立基本标准，即安全情报人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养，可参考借鉴并进行相应改进和提升。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素养体系主要涵盖文化层面、知识层面、意识层面、技能层面和执行力层面等5个方面，具体内涵如下:

1)文化层面。文化层面意味着安全情报人才在大数据背景下应具备一定的安全情报伦理道德，而安全情报理论道德是安全情报人才的基本素养，主要源于安全伦理道德和情报理论道德的相互融合，不断指导安全情报人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严格遵守安全情报政策法规，确保安全情报工作过程的合法性，且注重保护安全情报隐私，避免安全情报资源遭到破坏;同时消除数据滥用现象，规范大数据的正确使用。

2)知识层面。理论知识是判断安全情报人才合格与否的基本依据，是安全情报人才的核心素养之一，其指导安全情报实践工作的展开。安全情报人才的理论知识主要包括:(1)掌握安全科学原理和情报基础理论，深入理解安全情报理论知识，包括安全情报的定义、内涵、结构、价值、作用机理等;(2)在大数据背景下，应掌握大数据相关理论，熟悉大数据的概念、技术理念和作用价值等内容，尤其重在理解数据分析理论和数据转化理论。

3)意识层面。安全情报人才应具备一定的安全情报意识，即安全情报思维和安全情报洞察能力。安全情报意识作为至关重要的关键素养，主要包括:安全情报需求意识，让安全情报活动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安全态势感知，有效促进情报安全状态;大数据思维，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相关、整体、效率等)。此外，安全情报人才应具有创造性战略思维和安全情报服务意识，才能真正创造安全情报价值以及切实服务于安全管理决策工作。

4)技能层面。安全情报人才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而且更应具备合格的专业技能。专业技能是安全情报人才完成安全情报工作的能力，主要包括安全情报需求分析(基础技能，转化为搜集策略)、获取(大数据检索)、分析(归纳、整合和转化)和利用(核心技能，解决安全管理问题)的综合能力。与此同时，安全情报人才还应掌握大数据相关技术(数据挖掘)，尤其具备一定的数学思维能力(逻辑推理)和项目管理能力(战略管理)，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安全情报工作要求。

5)执行力层面。安全情报人才还应具备一定的执行能力，其中执行力(核心素养)是安全情报人才的实践操作能力，即在特定环境下安全情报人才意识和行为的具体表现，主要涵盖安全协同能力(互相沟通和协助)、情报综合分析能力(结合实时需要和具体环境，挖掘安全情报价值)、安全管理执行能力(切实开展安全管理活动)、引领导向能力(领导型人才，引领安全情报分析过程)以及大数据分析能力(具体场景下挖掘数据间的关联性)。

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面临着新的要求，并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有助于提高安全情报人才质量，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发展。将大数据与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相互融合，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手段，更离不开相关理论的重要支撑[8,24,25]。“人才培养模式”是近年来教育实践领域涌现出的高频词，主要指在一定教育思想和相应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一定教育目标而构思的教育式样(可参考的固定标准)，其内涵丰富且呈现动态性、区域性和整体性等特点[8,26]。在此基础上，可梳理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概念，即培养安全情报人才的一种科学思维和方法，是由培养理念、培养目标、培养环境、培养内容、培养环境和培养评价等核心要素相互协调而形成的有机系统，可为安全管理部门开展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教育提供借鉴指导。因此，基于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在大数据背景下面临的要求(发展机遇和挑战)，综合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素养体系，提出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如图2所示。

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以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过程为核心，旨在契合大数据时代的新要求，以大数据对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驱动作用过程为基本范式。模式主要涵盖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理念、培养实施过程和培养评价3个部分，具体内涵如下:

1)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理念，是整个模式的基础。此部分主要基于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在大数据时代迎来的技术支撑、理念指导和发展方向等新发展机遇，从而确立“2W1H”培养理念，即明确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目的(Why，安全情报人才培养作用)、培养目标(What，安全情报人才素养)、培养内容(How，具体实施过程)等基本要素。“2W1H”培养理念旨在契合大数据时代的新要求，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规划出一片宏观的蓝图，具有重要指引作用，为后续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过程的实施奠定重要基础。

2)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实施过程，是整个模式的核心。此部分主要涵盖培养目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培养环境等要素，各要素有机结合(彼此协调、补充和完善)，共同构成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实施过程。其中，培养目的是驱动，价值驱动整个实施过程，主要刻画安全情报人才培养作用，如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和面向智能安全管理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培养目标是导向，引领整个实施过程，作为最为核心的要素，旨在确立培养的安全情报人才应具有的基本素养(文化、知识、能力和意识等)，为整个实施过程树立值得参考的标准;培养方案是关键，即具体执行过程，是决定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因素。在前文梳理的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基础之上，对既有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创新改革，如教育体系改革、安全管理工作实践和安全情报工程以及智库建设等;

培养环境(安全情报文化氛围)是软力量，贯穿整个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为“2W1H”要素的确立与实施过程提供重要支撑。

3)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评价，是整个模式的保障。此部分主要通过职业认证、实践检验、人才考核以及教学评估等手段对培养的安全情报人才进行评价考核，且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从而输出合格安全情报人才，整合以进行人才储备，进而有效适应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会多元需求。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评价作为检验安全情报人才质量的重要环节，应该严格把关且做到“宽进严出”，不断提升安全情报人才的职业胜任力、安全情报分析利用能力以及社会服务能力，为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管理部门输出安全情报专业人才。

4)安全大数据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云数据库、实时监测数据库、基础数据库和开源数据库等，在大数据技术指导下，各个数据库相互联合，促进安全大数据的生成与发展，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发展方向。以上数据库旨在提供源源不断的实时数据支撑，同时可以通过反馈流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更新，促进安全大数据的优化，进而提升整个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的效率。

5)大数据技术主要涵盖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和可视化技术，这些技术的兴起促进安全情报教育体系的改革发展，有效提升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水平;同时大数据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供经济支撑和法律保障，其中经济支撑是宏观调控利益需求，利用权责分明手段来激励各方彼此协同努力，促进整个人才培养实施过程的稳定发展;法律保障是通过标准制度、过程透明和责任承担等手段提供法律约束，保障人才培养过程的顺利实施。

6)培养环境主要包括网络环境、科技环境、政治社会环境、法制环境以及组织文化氛围等，其贯穿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整个实施过程，通过营造一种组织协同、法律保障以及突破创新的氛围，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供重要支撑。大数据时代，数据网络的兴起使得安全信息互联互通，促进多方融合，在一定制度保障下推动大数据资源共享[27]，避免“信息孤岛”现象，从而促进安全情报人才交流，有效提高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效率。

7)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理念、培养实施过程和培养评价3部分联系紧密，其中培养理念作为逻辑起点，在综合大数据时代的新要求基础上，确立“2W1H”理念，奠定整个模式的基础;培养实施过程旨在刻画大数据背景下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具体实施过程，明确培养目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培养环境等核心要素，是整个模式的核心;培养评价作为逻辑终点，通过多种手段对安全情报人才质量进行严格评价，保障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效率。3部分彼此相辅相成，通过不断的反馈调整和优化，共同构成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系统，以输送安全情报专业人才。

1)模式的创新性。本文提出的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旨在深化安全思想，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管理活动为基本出发点，在传统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模式主要突出大数据时代特色，新的支撑手段、指导理念和发展方向，无疑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可行性);同时结合大数据时代面临的诸多挑战，使得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每个过程环节在大数据时代呈现新的特点(必要性)。深入推进大数据背景下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变革，同时利用大数据实现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资源共享，促进人才相互交流，充分调动参与人员的积极性，塑造良好的组织安全教育氛围，提高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的效率，为国家和社会输送高质量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

2)模式的价值意义。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刻画了大数据背景下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过程，具有重要价值意义———“模式”是从若干重复事件中抽象出的规律或经验，是人类可以参考的标准[28]，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对开展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研究具有参考意义;该模式储备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可结合实际需要，挖掘有效安全情报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安全管理决策的效率，实现智慧安全管理，有效促进国家和社会系统的安全发展;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入推进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给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理论基础。因此，模式不仅具有重要价值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落实实践)。

3)模式的应用前景和促进意见。大数据时代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可操作性)，具体如下:大数据时代下，技术变革与网络行为不断推动安全情报资源共享，培养机构可通过大数据技术搜集公开情报信息资源，进而减少自身的教育成本;大数据技术让安全情报人才培养过程变得可视化，各参与方可共同监督，进行集思广益，有效完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机构可进行一定借鉴和参考，根据具体培养环境对本文模式进行具体化拓展，与自身实际相结合，进而提高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效率。与此同时，模式还需要在以下3个方面进行改进:(1)需要从多维度不断扩展与完善，加上实证研究，完善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理论体系;(2)构建协同、创新、循环、优化和共享的大数据时代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新格局，促进安全情报人才培养与大数据时代的真正融合，更好的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发展;(3)推进大数据背景下安全情报人才的成果研发，将成果以产品化展示的形式让人们更能体会安全情报人才的价值，同时提升安全情报人才的社会服务意识，有效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发展。

人力资源是促进国家和社会进步发展的第一战略资源，因此旨在输送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机制具有显著性作用。安全情报作为安全科学与情报学领域的交叉产物，不断影响着安全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安全情报专业人才旨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管理工作提供可靠支撑依据，因此提供人才储备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发展则具有重要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管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使得安全情报教育领域面临新的冲击。大数据时代安全管理决策工作中的安全情报需求更广且层次更高，因此相应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不可或缺。然而，传统安全情报人才无法适应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多元社会需求、复杂技术升级、海量异构数据以及数据驱动环境等变化，缺乏在大数据环境下对安全情报进行搜集、分析和利用的综合能力，难以为安全管理人员提供有效安全情报产品服务。鉴于此，在此背景下，培养具有一定安全情报理论知识、综合实践能力、超凡洞察意识以及正确价值文化的安全情报专业人才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大数据时代与安全管理工作相融合的大势所趋。因此，适应大数据时代特点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应当得到重视，而目前我国既有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在大数据背景下面临着目标升级、统一标准、法律建设、环境适应、需求宽泛、能力提升、教育改革等新要求，难以满足新时代的安全管理工作需要。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大数据时代的安全情报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契合大数据时代的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和多元社会需求，从教育体系、法规制度、智库建设、文化氛围以及人才综合评价等方面加强安全情报人才培养力度，以储备安全情报专业人才，有效提升各类安全管理工作效率，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