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林语堂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在西方社会一经问世就得到了高度评价。然而长期以来, 国内学者们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依托的却是作品的中文译本, 因此难免存在着由语言差异带来的文本误读。借助修辞叙事学理论, 通过对《京华烟云》英文版的解读, 从作者本体、文本本体和读者本体等因素来考察作品的创作、构建、接受和传播,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林语堂以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用独特的修辞性叙事的方式, 传播了中国的智慧和文化, 并重塑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林语堂; 《京华烟云》; 修辞性叙事; 中国形象;

《京华烟云》 (Moment in Peking) 是林语堂旅居海外时期创作的第一部英语小说, 一经问世就在西方世界得到了高度评价, 还曾经四次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国内学者对该作品的研究日益增多, 但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的研究大多依托作品的中文译本进行, 因此在研究的信度上难免会有些偏差。近年来, 有部分学者将目光聚集到了英文版的《京华烟云》上, 比如江慧敏曾经将《京华烟云》的三个着名中译本和英文版《京华烟云》进行对比, 从翻译的角度探讨了作品中的“无根回译”现象[1]3;李杏春则从语言学、语用学和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京华烟云》中第二卷的英语文化局限词进行了研究, 探讨了林语堂如何利用中国英语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及其对文化翻译的启示[2]1……这些研究大多是从语言学、翻译学及跨文化交际学等角度来展开的。

众所周知, 小说是最典型的叙事文学, 然而长期以来, 传统的文学叙事研究一直存在着只关心作品的叙事结构分析、创作主体的中心地位被小说文本所取代的倾向。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修辞叙事学就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1961年, 西方现代小说修辞研究奠基者布斯 (Booth) 在《小说修辞学》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序言中强调了小说修辞学不同于小说叙事学的价值和意义:“Rhetoric can be applied to the fiction research, making any fictions be attractive.”[3]1 (任何小说都会包含有趣的材料, 因此修辞研究是可以适用于小说中的。) 在布斯的影响下, 小说叙事被修辞化的倾向日益引人注目。90年代, 费伦 (Phelan) 在其着作《作为修辞的叙事》 (Narrative as Rhetoric) 中提到:“Our Knowledge, feeling and value are in narration.”[4]12 (文本体现出来的知识、情感、价值都作为修辞参与了叙事。) 随后科恩斯 (Kearns) 在《修辞叙事学》 (Rhetoric Narratology) 一书中再次彰显了读者参与文本修辞叙事的重要性[5]2。肖锦龙曾经将以上理论归纳为以布斯为代表的作者本体论叙事、以费伦为代表的文体本体论叙事以及以科恩斯为代表的读者本体论叙事。他认为, 三个流派尽管谈及的修辞叙事强调的重心不同, 但他们对文学叙事性质的认识却是完全一致的, 那就是:文学叙事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交流方式[6]。

对作者叙事地位的重视, 强调作者运用的修辞格和叙事手段在文本中的协同作用, 关注作者叙事方式对读者接受的影响是小说修辞叙事理论得以普及的基础。其实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在西方社会的成功, 不只是得益于林语堂流利地道的英文表达, 更多的是得益于他在与西方读者交流的过程中, 对修辞和叙事方式采取的合理调适。尽管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不一定都会去阅读某种文学理论,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林语堂本人也不一定了解布斯的修辞叙事学, 然而作为对某些文学现象共性的提炼, 文学理论经常会在不经意间与作家的创作实践产生契合。本文将以西方修辞叙事学中的相关理论为基础, 通过对英文版《京华烟云》的解读, 从作者本体、文本本体和读者本体等因素来考察作品的创作、构建、接受和传播, 旨在探究林语堂如何以中国人的文化身份, 用独特的修辞性叙事方式, 传播中国的智慧和文化并重塑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过程。

一、作者本体:全知叙事和“隐含作者”

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了“隐含作者” (the implied author) 的概念[3]1。他指出, 作为“隐含作者”的小说家们正是借助内隐的叙事者和外显的评论者等方式确立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 从而将读者引入他们所指引的轨道而达到作品的修辞目的。

林语堂在英文版《京华烟云》的序言中写到:“What is a novel but‘a little talk’?”[7]1 (“何谓小说?顾名思义, 无非是‘琐细之谈’。”[8]2) 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作者”, 林语堂的“琐细之谈”就意味着作者会以谈话的方式将故事跟读者娓娓道来。为此, 他常常在叙事的进行中使用一些过渡句, 比如:“Mannia, as I say, saw little of Peking in that first half-year of her windowhood”[7]205 (“前面我曾提到曼妮在寡居的前半年, 没有出门”[8]162) 、“To make a long story short”[7]419 (“咱们长话短说”[8]332) 、“you say, in the old China”[7]357 (“你看, 在过去的中国”[8]309) 、“Readers, call Mulan immoral, if you like”[7]512 (“诸位看官, 您若愿意说木兰不道德, 就悉听尊便吧”[8]487) 、“Here we must leave Chen San…will have to be left to the readers’imagination”[7]889 (“到这儿, 我们必须把陈三等撇下, 都要读者诸君自己去想象了”[8]727) 1。文中的“as I say” (我提到) 、“you say” (你看) 、“we” (我们) 、“readers” (诸君) 都可以看出作者对全知叙事的方式有着超乎常人的迷恋, 因为在小说叙事的行进中, 他经常会突然现身, 打断并提醒读者是在听一个古老中国的故事, 并且不断地赋予他们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除了用过渡句去引发读者聆听故事的兴趣, “隐含作者”林语堂还喜欢“现身说法”, 将包含着中国特质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穿插在叙事中进行描述, 向读者说理, 和读者交流, 并发表自己的评论和价值取向。比如小说第十七章叙述木兰订婚的时候, 作者突然使用英文中的“antithesis”修辞法 (类似于中文中的对偶句) 翻译了一首蕴含着“中国五行”的古诗, 并通过文内解释和文内加注的方式来讲述中国五行和婚配的关系:“Rocks containing jade make the mountain lustrous;Water concealing pearls makes the river enticing.Now human beings are of the five types represented by the Five Elements:Gold, Wood, Water.Fire, Earth.Marriage is a science of a matching types.”[7]303 (“石蕴玉而山明, 水藏珠而川美。人有五种命型, 就用金, 木, 水, 火, 土来达标。男女婚配, 就是这种命型配合的学问。”[8]239) 再如在第七章中, 作者本来是在讲述平亚和曼妮的爱情悲剧, 却突然不惜笔墨花大量的篇幅用英文中的“contrast” (对照) 修辞格介绍了中国中医文化中阴阳平衡的道理和民间借喜事为病入膏肓的新郎“冲喜”的习俗:“The nourishing systems (yang) support and build up body heat and strength while the other exchange systems (yin) regulate and secrete liquids for lubricating the body.”[7]112 (“营养系统中阳经的功能是支持身体, 发热发力, 而其他系统, 也就是阴经的功能是调和身体各部, 分泌汗液, 使身体灵活。”[8]91) 在第十章讲述马祖婆看中貌似老成稳重但却懒惰平庸的经亚, 并准备将他纳为乘龙快婿的人选时, 作者又幽默诙谐地用英文中由“neither…nor”构成的倒装句式穿插了一段对中国官场法则的评述:“Among the myriads who filled the posts of bureaucracy, a man who was neither too honest, nor too impatient, nor too desirous of getting things done or getting things changed, nor too sensitive or too conscientious and who was backed by good connections, was fairly sure to have a successful career.”[7]180 (“在那千万官员中, 一个人必须既不太诚实, 也不太急躁, 也不太想有作为, 也不太想求进步, 不太敏感, 不太讲良心, 还有后台撑腰, 大概才能确保官运亨通。”[8]144) 纵观林语堂整篇小说, 类似的插话和深谈涉及日常生活、风俗变迁、人物风景、历史演义、哲学佳话, 每一次英文中各种修辞格总是信手拈来, 每一段描述都堪称优美的散文随笔片段。

“小说之中的修辞”如此地肆意使用, 当然会从某种程度上减缓叙事的节奏, 以至于有的中译版本译者为了加快叙事的节奏和进程, 不得不将某些段落进行合并甚至省掉部分段落不译。比如文中提到的对“Five elements” (五行) 、“yin yang” (阴阳) 、“tsunghsi” (冲喜) 等涉及中国文化现象的介绍, 由于目标读者的不同, 在目前流行甚广的三种中译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节:郑陀翻译的中译本对“五行”的介绍与英文原版相比少了将近25字;台湾张振玉的中译本将涉及中国“阴阳”思想起源的文字几乎删掉不译, 此段译文比英文原版少了将近68字;至于涉及“冲喜”或者是中国婚俗的介绍文字, 在郁达夫之子郁飞的中译本《瞬息京华》 (《京华烟云》的另译名) 里更是被简化到了极致, 该章节几乎比英文原版少了接近180字[1]89。周宁在《论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冗余信息的接受度》中曾经将这些文化描写或者夹叙夹议的评述看成是“冗余信息”而加以批评, 他认为林语堂喜欢将一些常见的现象借题发挥甚至小题大作[9]60。但是, 在《京华烟云》的写作中, 林语堂是在用英语来表现中国文化, 就这种异语写作的方式而言, 如果作者不对那些包含着中国文化特质的信息在其文化语境上做出一些刻意的补充介绍和交代, 势必会造成西方读者对作品的文化误读;其次, 这些散文化的冗余信息在小说中不仅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体会故事背后的历史文化起到了文化补偿作用, 而且还承担了一定的修辞叙事功能, 它们像一只只隐性之手推动着小说人物命运的发展。继续往下读, 读者们会发现, 原来木兰和莫愁的婚姻和五行相配的法则有关, 后来木兰嫁给孙亚, 是因为“木兰是金命, 孙亚是水命, 金入于水则金光闪烁”[8]239, 莫愁嫁给立夫, “因为莫愁是土命……立夫是木命, 土养木、木就滋养繁荣”[8]239～240;平亚的意外之死表面上看是由一个粽子引发的悲剧, 实则归结于体内的“阴阳”失衡;曼妮的“冲喜”行为表面上是对爱情的忠贞, 实则是旧家族里最凄美的殉道;经亚失意于官场表面上归咎于牛家的失势, 实际上是和他有悖世俗的为官准则有关。如此看来, 看似冗余的信息其实并不冗余, 它们作为“修辞的叙事”传达了中国人的文化和人生智慧。

二、文本本体:人物塑造和“命运”指向

费伦在《作为修辞的叙事》中曾明确指出, 小说叙事中的观念意义绝大部分是由人物承载的[4]16～18。

英文版《京华烟云》是一部以家国叙事为主线、穿插着文化叙事的散文化小说, 重人物、不重结构是它比较突出的叙事方式。作品中没有精心构设一波三折的情节或者扣人心弦的叙事节奏, 然而作者笔下的人物却个性鲜明, 令人印象深刻。同样面对“死亡”, 有人死得超脱, 有人死得坦然, 有人向死而生, 也有人无忧无惧, 人物的境遇不仅推动了叙事的发展, 而且直指小说的家国“命运”主题。

一生信奉儒家法则、矜持保守的曾老爷临死之前向家人交代道:“I shall not live long now.After I die, you must continue to live in peace and harmony and obey your mother as you are doing now.”[4]509 (“看来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了, 我死以后, 你们一定要继续和睦相处, 听母亲的话。”[8]486) 儒家为人处世中规中矩的特质在他“peace and harmony” (安定和谐) 的临终遗言中展露无疑;一生念佛却道貌岸然的姚母因为逼死丫鬟银屏, 不堪内心的折磨抑郁而死, 死前她精神恍惚地说道:“Silverscreen’s spirit told me that after someone in the family should die, my turn would come next.”[7]328 (“银屏的魂灵告诉过我, 咱们家死了一个人之后, 再就轮到我死。”[8]290) 姚母因为惧怕银屏的“spirit” (魂灵) 而死, 她的死带着佛家宣扬因果报应的色彩;只有那个一生遵从道家哲学的姚父是这样死去的:“Mr.Yao died one night in his sleep, it was a simple natural death, a gradual waning away of his bodily vitality, it was truly a Taoist’s death.”[7]825 (“姚老爷在睡眠中逝世, 这是自然之死, 身体元力渐渐耗尽了。”[8]802) “simple natural death” (简单自然的死亡) 符合道家哲学的最自然的仙逝, 这些富有哲学和宗教意味的词语, 完成了一种具有不同思想意义的“儒释道”的“命运”叙事。

儿子迪人骑马摔死, 姚老爷只说了一句话“It is well that he died unmarried”[7]461 (“他幸而死前没结婚”[8]367) , 然后又开始以满腔的热情来享受人生;面对木兰母亲的死亡, 他没有流一滴眼泪, 不是不悲哀, 只是认为这是一种“law of nature”[7]508 (“自然规律”[8]476) ;红玉与阿非青梅竹马, 怎奈她又偏偏相信了那句“芳香过后总成空”的签文, 临死前她留给阿非的纸条上写着:“Tell Afei to proceed according to the oracle of the Old man in the Moon.”[7]521 (“告知阿非, 依月下老人祠神签行事。”[8]497) 在此, 作者用“well” (好) 、“law of nature” (自然法则) 、“oracle” (神谕) 这些词语将姚老爷、红玉面对死亡时表现出来的坦然刻画得细致入微。

曼妮的一生无数次地直面死亡, 她的爱情就是伴随着父亲的葬礼而出场的。平亚重病期间, 为了给他带来生的希望, 曼妮毅然决然要以冲喜的方式开始这段本来无望的婚姻。林语堂在描述曼妮的决心时采用了大段英文中特有的“parallelism” (平行结构) :“Mannia was grateful for a hundred reasons.She was grateful that…”[7]78 (“曼妮有成千上万感恩的理由, 她感恩…”[8]62) ;“They were tears of mourning or tears of gratitude, tears of sorrow or tears of happiness”[7]80 (“那眼泪里有哀悼和感恩, 也有痛苦和幸福”[8]63) 。由五次“感恩”和四次“眼泪”构成的平行结构叙述在修辞上起到了加强语势的作用, 传达了曼妮心甘情愿为爱情殉道的情绪, 也间接地传达了作者对儒家思想束缚和压抑人性的批判。遗憾的是, 也许是考虑到汉语修辞表达讲究含蓄的特点, 大多数中译本中都没有采用与原文语序一致的排比修辞来翻译这两段, 在语势上显得和原文相去甚远。

木兰是对幸福和苦难都能泰然处之的道家女儿, 在经历了女儿阿满在学生运动中惨遭杀害的打击后, 她终日默默无言, 几乎神经错乱。然而,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又看到了甲骨:“It seemed to her that the Moment and Eternity were one.These inanimate objects symbolized immortal life.…”[7]745 (“看上去刹那和永恒是一回事, 这些甲骨已经代表了不朽的生命。”[8]721) 于是她决定告别过去的日子, 开始另一种简单的新生活。在抗日战争逃亡的路上, 她收养了许多孩子, 因为孩子是生命的延续, 更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在此, 作者用“Moment and Eternity” (刹那和永恒) 这一对反义词彰显了木兰坚韧的性格, 对她来说, 苦难只是瞬间, 希望才是永恒。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林语堂在塑造人物形象时, 不仅使用了包含中国文化特质的“harmony” (和谐) 、“Taoist” (道家) 这类词, 也大量使用了暗含宗教色彩的“eternity” (永恒) 、“oracle (神谕) ”等词, 这些词语往往自带隐喻, 并无一不指向“命运”主题。另外, 大段英文平行结构的修辞表达也起到了加强语势、表现人物不屈服于命运的特点, 曾老爷的保守、红玉的痴情、姚老爷的坦然、曼妮的坚贞、木兰的坚韧都一一清晰跃然纸上。同时, 在这样的“修辞叙事”方式的关照下, 人物承载着作者的观念意义, 传达了中国人既可以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但在困难面前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民族精神。

三、读者本体:隐喻构建和文化叙事

科恩斯在《修辞叙事学》中集中阐发了叙事作品的接受问题, 系统地说明了文学接受在叙事中的主导作用, 将语境和读者这一过去在文学叙事领域里一直被人们忽略了的方面重新抖搂出来, 强调离开读者的阅读和体验, 文学文本根本无法变成生动有趣的艺术世界[5]2。

面向英文读者, 林语堂首先必须考虑其文化接受问题。隐喻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行为和思维方式, 从修辞的角度来看, 可以美化修饰语言;从认知的角度来看, 则有助于人类建立范畴概念甚至思想系统。在英文版《京华烟云》中, 林语堂十分重视隐喻在塑造人物形象、描写心理、构建主题方面的作用, 在人物命名、标题拟定、引文甚至特定的宗教词汇等层面把隐喻的功用发挥到了极致, 让西方读者在美妙的隐喻中体会到了文化的“共性”和“他性”。

首先, 英文版的《京华烟云》在人物命名上采取了这样的方式:主要人物大多采用汉语拼音的方式命名, 一些次要角色则大多采取字译的方式命名。如表1所示。

(表1) 《京华烟云》中主要女性人物命名中的隐喻

表1只列出了文中的部分女性人物命名。其实, 对于男性人物, 作者的命名方式也大抵如此。但是, 无论音译或者字译, 林语堂都会尽量考虑到这种命名方式必须可以最大程度地传达本国的文化内涵, 同时又能将人物的名字中表达的意义和他们在文中的命运联系起来, 于是令带有修辞叙事功能的命名隐喻显得意味深长。

因为从小生活在基督教氛围浓郁的家庭, 林语堂其实是一个宗教感很强的作家, 他会追问宇宙和人生, 但更多的时候, 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认为我们心中的“神”是为人类幸福而存在, 所以庄子的“道”、孔子的“天”都可以看成他心目中的上帝。林如斯曾经在《京华烟云》中译本序言中写到:“全书受庄子的影响, 或可说庄子犹如上帝。”[8]1因为是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讲述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深受中西两种文化浸润的林语堂在文中便刻意构建了许多与“上帝”和“庄子”相关的隐喻。

比如在描述姚老爷面对死亡时, “immortal” (永恒) 一词反复出现三次, 其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基督教徒对彼岸永生轮回的向往;曼妮毅然决然地要以冲喜的方式给平亚治病时, 俨然是在为爱的祭坛 (altar of love) (1) 做殉道 (martyrdom) [7]109。在平亚不幸去世后, “她便相信她这一生遭受的处罚, 一定是她和平亚以前犯了错 (sin) ”[7]117。直到后来曼妮收养了阿瑄, 生活又重新充满希望, 她才得到另一种拯救 (salvation) [4]136。在此, “martyrdom” (殉道) 、“altar” (祭坛) 、“sin” (原罪) 、“salvation” (拯救) 、“fate” (命运) 、“immortal” (永恒) 等形成了一个基督教词汇的语义场, 从而构建了一种与“上帝”相关的隐喻特质, 不但可以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 也能够更好地引起西方读者在文化和心理上的共鸣。

而在《京华烟云》中的每卷标题中, 与“庄子”有关的隐喻则对全书的主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第一卷标题“The daughter of a Taoist”[7]1 (“道家的女儿”[8]1) 隐喻姚木兰, 那个按照道家法则生活, “其间经历了义和团运动、满清终结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动荡, 出场只是十岁左右的女孩到了结尾已经是个有三个孩子的奇女子”[1]18。第二卷标题“Tragedy in the garden”[7]290 (“庭院悲剧”[8]317) 隐喻一个大家族的衰败, 生活在庭院里的大家族看似风光无限, 实则却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悲剧, 庭院悲剧即是隐喻旧中国走向衰败和灭亡。第三卷标题“The song of autumn”[7]506 (“秋季歌声”[8]537) 隐喻即使在多事之秋, 人们仍然能从战地歌声中感受到抗战必胜的希望。在抗战中, 中国人民只要同仇敌忾, 便能化腐朽为神奇, 取得抗战的胜利。作者巧妙地在这些与“庄子”有关的隐喻中, 阐明了家族兴衰与国家存亡的道理, 由个体隐喻整体的修辞性叙事, 不但展现了其小说“家国”叙事的独特魅力, 也向西方读者传播了贯穿于小说始终的道家文化。

四、余论:传播中国智慧、重塑中国形象

从修辞性叙事的角度去考察林语堂英文版《京华烟云》的叙事特质, 我们可以看到:在语言层面上, 首先, 作品中大量英文口语化的表达使小说便于理解和阅读;另外, 大量的英文修辞如平行结构、对照、倒装的使用贴切地传达了作者的叙事意图, 令整篇小说读起来既生动又地道;还有为了凸显小说中“庄子如上帝”[8]1的主题, 作品中不乏“亦中亦西”的“文化隐喻”构建, 与“上帝”和“庄子”相关的隐喻俯拾即是。虽说是异语写作, 在语言传达上却扫除了许多障碍, 并无形中拉近了与西方读者的距离;在文化层面上, 林语堂曾明确指出自己英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中国文化。因此, 凭借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 他主张在物质主义泛滥的西方现代文化里注入中国传统的闲适文化。在英文小说《京华烟云》中, 这位常常现身的“隐含作者”巧妙地使用絮语散文式的叙事方式, 把诸如“五行和婚配的关系”、“阴阳和疾病的关系”、“中秋赏月吃蟹对诗”、“风水和园林”、“书法和性格”、“婚葬习俗”等涉及中国人日常风俗的文化元素嵌入小说, 把“家”中的故事和“才子佳人”的爱情婚姻故事都变成一个个中国文化的载体。虽然这些文化语境上的刻意介绍和交代会减缓小说叙事的节奏, 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林语堂用英文写作传播中国文化和智慧, 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早在那个“无人不论文化, 无人不谈中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他就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解读与传播, 他的文化观既不像“国粹派”那样抱残守缺, 又无“西化派”那般的激进与偏颇[10]。冯智强曾经将林语堂的文化观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923年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语丝”时期, 从思考国民性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利弊得失;从1932年《论语》创刊前后到1936年出国之前, 《论语》用东西方互补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思考和解读中国文化;从1936年起, 林语堂开始他的海外创作和传播中国文化之旅, 同时也是他深入认识和完整阐释中国文化的过程[11]10。因此, 在英文小说《京华烟云》中, 除了向西方读者讲述中国文化习俗, 他还给小说中的人物贴上各种中国文化的标签, 他们或儒或道, 或融儒、道、释一身[10]。不肯剪去旧朝代留下的“辫子”的儒者曾老爷, 由儒家儿子变成道家女婿的孔立夫, 在幸福和苦难面前都能泰然处之的道家信徒姚思安, 这一系列文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无一不关照在作者的文化观中。难怪有学者宣称:“中国近代史上, 着眼于东西文化综合, 努力于以东方文化拯救人类, 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的‘东方哲人’, 一是以儒家救世界的辜鸿铭, 一是以佛教救世界的梁漱溟, 再就是以道家救世界的林语堂。”[12]

除了用英文写作传播中国文化和智慧,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 林语堂更多考虑的是怎样用写作重塑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并赢得外国舆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长期以来, 中西文化交流单向传播的方式让“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一直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冯智强曾经对这种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进行过梳理。他这样描述道:在阅读了描述中国的富庶与繁荣的《马可·波罗游记》后, 中国曾被想象成了传奇的“乌托邦”, 当“黄祸论”充斥着西方世界时, 中国又变成了一无是处的“垃圾场”;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撰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 曾经从一定程度上对被大肆贬低与歪曲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进行了纠偏, 直至后来, 学富五车的文化怪杰辜鸿铭将中国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世界, 而后又直接用娴熟地道的英文撰写了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 后, 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才第一次得以维护[11]3。然而即便如此, “20世纪初, 对一般的美国人来说, 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是讲着洋径浜英语在中国餐馆或洗衣店工作的中国人。他们想起中国时, 会想到龙、玉、丝、茶、筷子、鸦片烟、梳辫子的男人、缠足的女人、瘟疫、贫穷、危险……”[13]96

辜鸿铭之于林语堂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外在似”人物, 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在楷模”, 他对林语堂在文化选择、审美趣味和心灵感召等方面都具有示范的作用。正因如此, 20世纪30年代, 林语堂一到国外, 就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 怀揣文化送去主义的理念, 创作英文作品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 并力图扭转长期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单向传播的趋势。《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散文作品在欧美市场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以至于有美国人说“读完这本书之后, 令我想跑到唐人街, 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13]105。作品的成功让林语堂找到了一种文化自信, 更为重要的是, 文化身份的确立让他有机会发表更多的见解, 并且不再拘泥于一种文体。

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创作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不久,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 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他们企图速战速决, 妄图三个月内吞并中国, 而此时的美国却仍然奉行“中立”政策, 每一个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都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参加到救亡图存的战斗中去, 林语堂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国, 希望创作小说为国宣传。在英文小说《京华烟云》中, 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和散文畅销作家的文化身份化身为“隐含作者”, 向读者展示了笔下那些拥有中国人生智慧的人物是怎样度过了他们智慧的人生。出于对辜鸿铭的崇拜, 作者还让Mr.Gu (辜鸿铭) 在《京华烟云》中以哲学家的身份现身, 间接地传达他对中国文化特有的理解, 并用这种价值观去启发和感染周围的人们。事实证明, 在西方世界文化身份的确立和对辜鸿铭倡导的“中国人的精神”的推崇, 对于林语堂本人的创作道路以及在国外宣传抗日所形成的影响力不可估量。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否定了传统西方对于中国的误解和歪曲, 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的“乌托邦”, 并成功塑造了一个乐观、积极、不屈的“现代中国形象”[10]。

有学者曾经评价说当时处于弱势文化语境中的林语堂, 实际上是带着一种“东方主义”[14]75的眼光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 他的作品所建构的不过是一个“文化乌托邦”式的中国。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 林语堂的异语写作中都体现着他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迎合、变通以至溶化、消解西方现代科学与思想文明的文化理想。在对这种理想文化形态的追寻和建构中, 他可能会表现出用过滤后重新排列组合过的中国文化去迎合西方读者的倾向。然而, 与其说他的眼光带着“东方主义”的色彩, 倒不如说他自己一直在努力肩负着用异语写作传播中国智慧和重塑中国形象的文化使命。当然, 正如美国着名作家赛珍珠及其丈夫约翰黛的出版公司所规定的, “像《京华烟云》这样的中国小说, 应准确地记录美国公众所想象的中国生活应具有的面貌, 否则会没有读者市场”[1]211。在这样的读者和市场期待下, 林语堂偶尔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人裹足”、“男人纳妾”等文化元素穿插在人物和情节的叙述中并给予美化也许并非完全出于作者初衷, 只能说是屈从于西方读者和市场而有意为之的文化策略罢了。

在海外从事异语写作的华人作家中, 英文水平能与林语堂比肩的恐怕惟张爱玲莫属, 据说她曾经扬言在海外写作“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15]135。然而, 当她在自以为能引起轰动的半自传体英文小说《雷峰塔》 (The Fall of the Pagoda) 和《易经》 (The Book of Change) 中, 再次以“抽离、冷观、愤世”的态度与西方读者对话, 小说中永远都只充斥着类似“Dry Ho” (何干) 那些对人物采取的晦涩的双关命名方式[16], 只会用缺乏变化的英语句式去堆砌细节描写, 并且在美国出版商眼中没有刻意赞美中国古老文明或是揭露中国人愚昧丑陋的故事, 而只是作家沉浸在自我经历中的自说自话的时候, 她的英文小说写作事业在美国也就注定走到了尽头。事实就是, 美国出版商对她的小说给予了“似乎都同意那两部长篇的人物过分可厌, 甚至穷人也不讨喜”[17]278的评价, 作品当时自然也就没有得以顺利出版, 这样的窘境间接促使她后来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回到中文写作上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继《京华烟云》大获成功后, 林语堂又在海外创作了六部英文小说, 其中与《京华烟云》合称为小说三部曲的《风声鹤唳》 (A Leaf in Storm) 和《朱门》 (The Vermilion Gate) 不仅在美国取得了出版的成功, 还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林语堂用流畅地道的英文和独特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中国故事, 传播了中国智慧并重塑了中国形象。如此看来, 《京华烟云》不愧被称作一部“伟大的小说”[13]49, 林语堂也不愧被称为“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13]52的文化使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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